：十多年间，中国的职场叙事从对外企、大公司的崇拜和对“爱拼就会赢”的信任，变成了质疑、反思和想要反抗却有心无力的泄气。

  光鲜、高大的建筑中，来去的职员们衣冠楚楚；他们以英文名字相称，说着外人听不懂的职场术语，一切的运行似乎有严密流程。这是2023年年末上映的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中关于现代公司的场景，它和县城里工厂的嘈杂形成鲜明对比，曾是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工作环境。然而光鲜背后实际上有诸多漏洞。对这里的工作一无所知的钳工、主角胡建林阴差阳错地成了这个系统里的领导，像戳穿皇帝的新衣一样，指出了这个系统的荒诞。编剧董润年表示，他的灵感来源之一是一位曾躲在公司清洁间里度日的流浪汉，他钻了这个庞大系统的空子，假扮员工，在一家看起来严密而光鲜的公司里吃住了一个月。

  这似乎是一个关于“坍塌”和“瓦解”的隐喻。如果对照2010年收获了1.2亿元票房的热门职场片《杜拉拉升职记》，十多年间，中国的职场叙事从对外企、大公司的崇拜和对“爱拼就会赢”的信任，变成了质疑、反思和想要反抗却有心无力的泄气。公司人曾经的目标正在被瓦解，疲惫感、认为工作无用且缺乏意义感的迷茫随之而来。在《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23年12月的“职场生态调查”（以下简称“调查”）中，“你对工作的认知相较几年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的问题下，“草台班子”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它被公司人用来描述自己的领导、公司甚至整个世界。

  在全球范围内，对工作意义的质疑也是与职场相关讨论的主流态度。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2013年首次提出了“狗屁工作”理论，该概念在西方广受讨论。他认为社会上超过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当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把它与自我价值联系起来时，他们的心理会受到冲击。

  新技术和新的工作形态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工作的质疑。好学历+好公司已不是人生路径的模板，相反，这套理论的背叛者在当下似乎更像是成功者。比如，拍搞笑短视频的小镇青年可以月入几十万元，在镜头前做直播卖商品的年轻人，仅是纳税额就令人叹为观止。2023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AI是否会替代人类工作”又成为职场人最切实的焦虑。

  在当下这一段时间点，工作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人该怎么样处理工作和生活的结构性关系？面对沮丧的社会情绪和复杂信息的冲击，我们发现它成了一个前所未有重要的问题，即便我们并不确定要怎么样处理它。

  人如何寻找自我价值和意义感同时追求公平，这是编剧、导演董润年创作中的母题。他认为这是人的普遍渴望，“即便最后它实现不了，但是大家依旧渴望这种东西”。

  “实现不了”，应该也是《年会不能停！》引发很多人询问自己工作意义的由头：片中胡建林那种原初的、朴素的愿景，对“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相信，为什么在如今的职场上“实现不了”？

  行业震荡、收入减少和裁员风险的提升，是近年引发职场人“意义感危机”的一个普遍的诱因。2017年到2022年，董润年为剧本创作持续访问了各种机构的职场人。他记得，2017年时人们也会抱怨工作累，但整体上还是对自己所处行业的未来充满希望。受访者们一致认为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自己创业也能闯出天地；但到了2022年、2023年，这种希望几乎都转为了怀疑和焦虑。

  “之前很注重职业发展规划，但现在我对这件事产生了质疑。在外部环境很难把握的今天，公司乃至行业都朝不保夕。”一位参与《第一财经》杂志调查的职场人这样回答“你对工作的认知相较几年之前有什么变化”，“身为一个渺小的个体，职业发展规划是会被打碎的，而且很难重构。每个人都在被时代推着走，那人生就很容易产生虚无感，而且不容易有处理方法。”

  政策的影响是其中一种。2021年7月的“双减”政策骤然冲击了教育培训行业，数以千万计的从业者突然面临职业变动。新东方前教师董宇辉在经历针对在线教育的“双减”政策之后成了明星带货主播，观众们被他的才华和朴实打动，同时因为他经历中的“事与愿违”共情。

  经济下行也直接影响了一些公司的收入。30岁的武琦在北京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他提到市场利率持续走低直接影响了公司的投资收益率，以至于公司面临保险产品的销售额上涨但利润不涨的情况，这也直接引发了公司对地方下属公司裁员。

  也有一些行业面临增长饱和、新技术冲击、监管限制等几重压力。周瑶2021年从一个省会城市的连锁银行分行辞职，她认为银行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没发展出新的中间业务模式，与此同时，追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策略又始终乏力。相比她20年前入职时，银行或许还能给职场新人一些安全感，但很难再像当初那样给公司人信心和希望。

  公司层面的震荡瓶颈当然会传导至个人。 在访谈中，我们听到最多的触发“意义感危机”的诱因有两个：一是重复、杂乱、时间长的工作；二是厌恶公司的职级晋升机制和领导。

  “无意义的工作增多了，文山会海”。武琦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变化。他在公司负责政府关系，由于监管部门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2023年以来，他需要对接更多的政府部门。这也代表着，如果过去为了向一个政府部门汇报需要撰写一份报告，如今针对不一样的部门要一次性撰写数份，每一份还不能完全一致，需要针对提交的部门需求改变内容和措辞。“都说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我就是那根针。”

  回忆2021年离职之前的时间，周瑶只记得“忙”，但好像又不是忙于为银行开拓新业务，或者督促员工优化产品推销流程。就是“看一下邮件，打一下电话，安排一下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好像被这个人叫一下、那个人叫一下，时间就过去了”。同时，她的手机需要24小时开机。

  他们的感受和编剧董润年的观察重合。有太多职场人向他抱怨自己每天在填没意义的表、写无意义的日报和周报、说着外人听不懂的互联网黑话，让一切看起来合理且高级，“别说为国家的GDP作了贡献，就是有没有为公司的营收贡献、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价值都难说”。影片中，大公司员工羡慕钳工胡建林能修灯、造零件，是因为他做的是“实事”，有即刻的满足感。而公司员工们的工作，用武琦的话说，“我知道它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真的落在一个人头上的时候，我感觉不到意义”。

  怀揣理想的年轻人进入公司后往往会发现，工作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要应付领导；光有工作上的能力还不够，重要的是能做好汇报、“向上管理”。但这一切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请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职员讨厌机构和领导对自己的命令和压制不算新鲜事，甚至在每一个职场代际中都存在。但它在经济度过高速增长期之后、社会信息更对称的年代里会更凸显、更令人难以接受。与此同时，更加在意个人成长的独生子女一代对此的忍受度也更低了。

  周瑶辞职的直接缘由是不喜欢新来的直属领导。已工作超过20年的周瑶当然知道“这是职场上常见的困境”，但这一次她决定作一个新选择。

  董润年在调研中听到最多的抱怨是关于公平没办法实现。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员工辛辛苦苦做出一项业绩，经常会被另一个人抢走功劳，而真正努力、有能力的人会被埋没和伤害。电影里，钳工胡建林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一无所知，但凭借背后真正做事的两个年龄小的员工，他依旧阴差阳错地当上了部门领导并步步高升。而那两人，一个在中层岗位上一直无法升职，另一个连转正机会都很难得到。

  “会干不如会舔”“与其说要选择好的公司，不如说要选择对的领导”——这是调查中“你对工作的认知相较几年之前有什么变化”的常见回答。对这种状况的无奈和不甘情绪同时出现在网络事件中。格力电器的员工王自如对公司总裁董明珠表示“来到格力提的唯一要求就是给我一个离您近点的办公室”时，即便有诸多嘲讽，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质疑王自如、理解王自如、成为王自如”，认为他是“打工人的楷模”。而当董宇辉与东方甄选原CEO孙东旭发生矛盾时，公众把此公司的矛盾代入到了“有能力的个人与使绊子的领导”的常见故事中，董宇辉就是那个在逆境中努力获得成绩、却被体制和领导欺负的人设。

  《年会不能停！》中，在主角身后默默付出的中层员工马杰由演员白客扮演。他被网友形容“有少年感”同时也有“人夫感”。董润年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前者意味着即便懂得人情世故、能硬挤出成熟的表情，心中依旧有所坚持；后者意味着家常、纯善和可靠。这或许也投射出了诸多职场人的处境，职场一度承载着他们的理想和价值体系，但当这一切瓦解、“意义感”成为问题时，他们盼望自己哪怕疲惫和怯懦，也要在内心默默抵抗，而不是当那个和系统站在一起的恶人。

  从全球范围看，职场人开始思考工作对个人的意义与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密切相关。

  在美国，职场对“创意型人才”的需求始于1950年代。美国的文化历史学家富兰克林（Samuel W.Franklin）在《创造力的狂热崇拜：一部令人惊讶的近期历史》一书中提到，“创造力”之所以在当时的美国变得重要，一是因为经济主轴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消费主义和品牌营销随之兴起。以前常见的工作形态是在福特工厂当执行上级任务的工人，而当时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转型成为营业销售人员、产品设计师，“创造力”成了需求；二是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正在与苏联对抗，美国精英认为，在选拔人才时讲求个人主义、能够独立思考，是区别于苏联人才选拔标准的美国价值观。

  在中国，现代职场体系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外企的进入逐渐建立和成熟的，而如今青年人普遍坚持的“认识自己、讲求创意和个性”的价值观普及的时间可能不超过20年。“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付宇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示。他今年32岁，他的工作之一是追踪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变迁。

  付宇与父辈聊天时，发现他们似乎不太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思考“意义”。他的父亲作为家中长子有照顾老人的职责，所以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去父亲所在的国企上班，没太考虑过“这样选择是不是可惜”，他之后人生中也有诸多这样“顺其自然”发生的大事，例如结婚、生子、买房等等。

  付宇这一代面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业环境，首先是没有当初那么多“顺其自然”的选择了。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武琦和付宇年龄相仿，他说自己从小就对单位和机构难以全身心托付，根源是小时候父母双双经历国企改制、下岗和下海。他还记得，当初最先从下岗的“阵痛”中缓过来的叔叔阿姨们，是在单位上班期间就有点小技能和营生的人。离开国企之后，他们迅速做起了生意。

  除了武琦这样的经历，85后乃至1990年代初出生的独生子女们幼年时经历了市场经济快速的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等社会剧变。这一切不同于生活在集体观念中的上一代人，他们因此开始关注个人的成长、意义和价值，并对这件事仔细考量。

  “意义”一度被附着在经济的增长和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上。从2009年开始，《第一财经》YiMagazine年年都会采访当年高校毕业生进入职场的选择与处境，十几年的记录正是年轻人们认知中的个人意义与中国经济发展重合的历程。

  2009年、2010年前后，毕业生憧憬进入全球500强的外企工作；2013年、2014年，新浪、腾讯等国内的技术公司成为令他们兴奋的选择，中国有了自己的好民企、好职场；2015年，新的网络公司和中小型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释放出了更多的岗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充满激情和热血的年轻人形象似乎闪亮到了峰值。“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的一代人，这代人的创新力会帮助中国进入下一个时代”，腾讯的创始人之一陈一丹在接受《第一财经》YiMagazine（当时为《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这样描述他认识的90后。他想表达的是，90后们的60后父母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和人脉，不但不需要被照顾，还能帮到子女。

  但2015年之后的事情似乎不完全像陈一丹讲的这么顺利，因为民企发展增速减缓，不少“希望的一代”进入了《年会不能停！》所描绘的乏力状态。需要承认的是，个体化的进程确实仍随技术的进步在推进。社交网络站点平台和它的商业模式造就了主播、博主等一批新的“个体户”，和过去不同的是，他们的个性、才华和技能通过这一些工作可以直接变现，个体魅力的实际价值的极限又一次被拉高。

  个人天赋和个性能被粉丝直接嘉奖，而不需要在公司扮演“工具人”才能得到赞誉，这曾经是弹唱主播刘佳怡认为最有价值感的事。出于“好找工作”的考量，她学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五六年程序员。即便小时候就喜欢唱歌，由于觉得“实现梦想不切实际”，她一直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2018年，她辞去了程序员的工作，全职直播了3个月就能达到之前上班时的平均薪资水平，这让她感到惊喜，并前所未有地对自己充满信心。

  这确实是“个体化”持续不断的发展后创造出新意义的一面。但面对充满不确定的经济与社会局势，对个体的完全崇拜和自信演化成了一些保守的选择和意义感的危机。

  黄玲在北京一所非211大学的理工科院系做辅导员。“找不到合适工作”和“不想上班所以延迟就业”是她观察到当下本科毕业生的常见状态。而关于“富裕的家长能够帮到孩子”，她和陈一丹也有类似的观察，只不过她看到的更多家长并非帮助孩子找目标，而是帮助孩子休息一阵做“全职儿女”，或者在家考研和考公务员。

  黄玲自己是80后，她现在的学生经常对她表示羡慕，对她说“好歹你们那时候还能找到工作”。黄玲不完全否认这句话，她毕业时民企、外企的选择确实比现在多，还有很多跨专业的岗位可选。但同时她认为，现在的毕业生里也没什么人像过去的学生一样，能够考虑本科毕业就去生产型、制造型的企业工作。

  此外，固执的、崇尚高学历的家长也变多了，而他们的出发点恰恰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为孩子规划人生”。但与前些年不同的是，学生和家长都不太听老师们的建议，而是自己颇有主见。在黄玲看来，是因为他们在手机上能接收到的信息慢慢的变多，比如网络考研指导师张雪峰就很重要，有不少学生和家长觉得他是真正为他们着想的。黄玲所在的院系有一些专业被很多学生家长认为是“天坑专业”，所以要求孩子读硕士和博士，并霸气地告诉孩子“不用考虑钱的事儿”。相比于陈一丹2012年时的观察，子女和父母之间出现的职场代际差异变化进一步加剧。00后一代年轻人，毕业后收入赶不上父母的情况已并不少见。

  黄玲觉得，和上一代学生相比，现在的学生不太愿意和辅导员主动沟通了，爱好打游戏和刷手机的学生比之前更常见。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学生们也能做插画师、小博主等新的“个体户”。他们可能不完全愿意遵循父母安排，但真正完全反抗的又不多。

  从银行的分行行长任上辞职的周瑶觉得，自己离职前几年新来公司的毕业生与之前最大的不同，一是高学历、好学校的人增加了；二是有不少是因为父母的要求考进来，甚至有一些是有权力的父母安排进来的。周瑶发现，这些人认为银行的工作稳定，但是进入到实际在做的工作中却发现繁琐、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甚至也不见得能用上他们在名校学到的技能。这种“代沟”让她在工作后期感到与年龄小的员工沟通很吃力。“人应该讲求信仰，工作应该有使命感”，她这样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回忆自己仍在职时对年龄小的员工说的话。她认为缺乏信仰是现在职场人的通病。

  周瑶觉得，自己有“信仰”的表现之一就是“不想干了也不混着”。辞职之际，家人和同事都劝她“留着这个工作”，哪怕不求上进也能保证一份收入来源，她决绝地拒绝了。“我不这个工作，也不稀罕你这点钱”，展现出一种“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个人英雄主义特质。

  决绝地放下工作带来的认可、荣誉和物质之后，周瑶过了3年“生活着”的时间，一个人每天买菜做饭、休息娱乐。她的计划是，以之前工作留下的存款和房子为物质支撑，到50岁再领取每月数千元的退休工资。谈及寻找新的人生意义，她表示“没什么期待”，觉得生活已经“就是这样了”。当记者提及剩下时间还长，20年足够寻找意义时，她反问，“寻找意义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调查中，有78.5%的人觉得工作就是个谋生的途径，认为它是“个人成就感来源”的占到14.02%，说它是“实现梦想的渠道”的只占到2.46%。

  当成就感和意义感的追寻变得困难，相比工作对人的其他价值，钱的重要性提升了。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李秀玫等社会学者曾在2015年到2020年调研大学生对于“什么是好工作”的态度，在发展空间、收入、能力提升和个人兴趣这4个最重要的因素中间，00后大学生比95后大学生更认同“收入”是工作好坏的决定性因素。

  职场人同样看重钱，尤其是在未来赚钱预期不稳定的情况下。在调查中，71.97%的人认为薪酬是他们工作的主要动力，其次是“个人提升”，只有36.17%的人选择。谈到未来，只有28.22%的人表明了自己对未来赚钱的能力有信心，36.65%的人选择了不好说，35.71%的人选择了“不看好自己未来的收入”。

  除了钱，在“选择工作时最看重的考量因素”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占比第二和第三的答案是“工作和生活的平衡”（54.83%）、“工作的稳定性”（43.94%），被选得最少的是“明确的晋升机制”（6.16%）和公司的规模和口碑（13.35%）。在“工作是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下面，有人写下了这些字眼：混社保、先干着、阶段性的过程、糊口而已、就是个工作。

  “利用工作”，或者至少是“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一小部分”的想法慢慢的出现。仍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武琦对于当领导和评优秀都没兴趣，他认为这两者的收获比付出要少得多，他将真正的热情投注在了爱好上。所以他在工作上对自己的要求是评级达到“良”，在这个标准下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这既能让他在公司保持稳定产出、不至于因为业绩太差被辞退，又不会让他陷入过度竞争，有一些个人时间运动、徒步和摄影。他认为这些爱好才是自己的“自留地”，能让他真正快乐，并且有可能成为“第二增长曲线”。

  他还提到自己在工作方面的榜样是在娘子关水电站工作的刘慈欣，他在那里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同时，业余时间“该生孩子生孩子，该写小说写小说”。离开那里之后，《三体》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地成了刘慈欣生活的另一个财务来源。

  现在，武琦在工作之余组织了一个户外徒步小团体，每周末作为领队带同好一起去京郊徒步。谈到这些时，武琦再次提到了父母下岗在他心中埋下的“不能将自己全身心托付于一个单位”的观念。

  工作对他来说，除了能提供现金、帮助他规律作息，还“能带来一种竞争的体验”。这些体验有时候并不让他愉悦，但他觉得生活的意义重在体验不一样的感受。在他的视角里，公司和工作如同徒步的目的地一样，都是过客。

  “工作不可完全托付，那就再留一手”既是职场人寄托意义的空地，也是分散风险的选择。在调查中，除了有59%的人选择“存钱”，分别有54%和51%的人选择“做副业和兼职”以及“学习一技之长”作为面对当下职场环境的Plan B。其中，得票最高的“最符合设想的副业”是做自媒体或者个人IP，这仿佛是脱离机构、依托于个人的最佳选择。

  对于弹唱主播刘佳怡来说，经营“个人IP”是她的全职工作。从这个视角来看，她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粉丝刷礼物；而她的工作内容除了和驻场歌手类似的音乐表演，更重要的是维系与粉丝的关系。此外，她还需要承受直播工作收入和际遇的不稳定性，“赚一些精神损失费”。在经历过“天赋被粉丝嘉奖”的最初喜悦后，即便刘佳怡依旧认为主播的工作是属于个人的、不是徒劳的“打工”，但她也开始觉得这不是她生活的全部，思考起“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她理想的状态是，多和朋友们待在一起，跟随专业的声乐和乐器老师学习，提高个人在音乐方面的专业能力，而主播工作就用来维持现金流，对唱歌的喜爱和粉丝的热情也让她能坚持唱下去。

  仍在公司上班的武琦和当主播的刘佳怡对于生活与工作的认识出奇一致。比“生活与工作的平衡”更进一步，他们要工作给予他们更好的生活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相比10年前，“个体的强化”可能不再意味着“个体在工作中燃烧”，而是意味着“个体的舒适与福祉”——这或许是工作在当下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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